-深夜三点去看

　　　他们住的小树林

　　第一次见到擦车小孩是在方庄的一家餐厅门前，3个孩子正忙着洗一辆出租车。他们并不认生，很快我就和他们混熟了，他们自称是阿祥、阿生和阿路。3个孩子都只有十二三岁 ，阿祥个子稍高一些，看着憨厚、虎实；阿生和阿路要矮一些，单薄一些，长了一副精豆子的样。

　　听他们说还没有吃晚饭，我买了饼干给他们。他们的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，扭捏地接过饼干说：“谢谢。”仅凭几包饼干远不足以消除孩子的戒心，我刚刚多问了两句，3个孩子立刻警惕地问：“你是记者还是警察？”吃完了饼干，阿生和阿路立刻活跃起来。绕着趴活儿的出租车追打，间或也和出租车司机“逗逗咳嗽”。只有阿祥还安静地坐在台阶上。阿祥告诉我，他们都是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人，3个人花150块钱在十里河附近租了一间房。

　　第二次去找他们的时候，我主动提出请他们吃一顿麦当劳。这个提议赢得了欢呼。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我失望了。阿生强烈要求坐在麦当劳的大堂里吃，但当我买好坐下以后，只有阿路一个人在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。在周围的疑惑目光中，阿路钻进门，端着架子坐下吃了几口，又慌张地跑到门前看了看，出去了。等我追出去的时候，3个孩子早无影踪。

　　再次见到他们是第二天的中午。刺目的阳光下，3个孩子坐在一家银行的台阶上，阿生和阿祥正在剥茶叶蛋，阿路则举着一根冰棍。见到我，3个孩子的表情中都有些尴尬。我一面大声地斥责他们的“背信弃义”，一面又去买了3个冰淇淋表示安抚，趁机提出了我蓄谋已久的要求——去孩子家里看看。阿生真是“人精”，机警地反问：“去我家干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　　经过观察我发现，最老实的阿祥是3个孩子的头儿。阿祥告诉我，因为没钱交房租他们已经被房东赶了出来，东西被锁在房东家了。在我的反复要求下，老实的阿祥同意带我去看他们住的地方。在左安门桥下的一片草坪上，阿祥指着松树下的一块石板告诉我，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家。

　　凌晨两点半，我拿了手电筒去左安门桥下的草坪找阿祥。二环路上偶尔有车驶过，松树和花墙的影子被投在草坪上显得分外阴森。找了一圈后发现，整个草坪上只有我自己。从草坪出来的时候，我被巡逻的联防叫住：三更半夜的跑这儿干嘛来？不知道这儿老有打闷棍的吗？

　　我不甘心，不能相信看上去很老实的阿祥会骗我。赶到方庄，只有母女两人在路口挥舞着擦车布招揽生意。和妈妈一起擦车的小姑娘说，阿祥和他的哥哥、嫂子一起住在成寿寺。

　　第三天，小雨断断续续下了一天。晚上十点钟，我来到方庄，没想到下雨时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，3个孩子在银行门前的走廊上又跳又闹。午夜时分，我再次来到方庄。阿路和阿生躺在冰冷的大理石地上，身上只盖了几张报纸，安然入睡。借着银行玻璃门透出的灯光，我在他们的脸上终于找到了久违的童稚。

　　-大眼睛的小芳要到深夜才回家

　　小芳在北京擦车已经一年多了。每天11：30，小芳都会准时出现在东直门外的一家餐厅门前。来吃饭的人多了，生意也就跟着来了。

　　长着一对大眼睛、说话很脆生的小芳每天都要骑一辆没有闸的自行车带着同伴和3只18升的水桶往返近10公里，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来说，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小芳并没把这当作一件苦事儿。“我已经出来干了两年多了，以前在福建石狮跟我姐姐学缝衣服，缝那种小孩穿的衬衫，能卖十几块钱。学缝衣服很难的，我缝袖子手腕处，压一个直线，再翻回来。每天总要缝上千件。”

　　小芳和她的同伴在北京擦车，每天能挣几十块钱，其中的辛苦是正常的孩子无法承受的。每天从中午要做到夜里。中午和晚上在东直门的餐厅门前，等到吃饭的人散了、自己擦的车也都走了，就去三里屯酒吧街。在三里屯没有下班的准点，什么时候车走光了，什么时候回家。

　　由于暂时还没有竞争对手，小芳觉得日子过得还可以。小芳说，簋街都是湖北的小孩，他们都是下午四点才去，这边是我擦，那边是他们擦，他们也不到我这里来，我也不到他们那里去。

　　-擦车的人给不给钱，小芳一看便知

　　别看小芳只有13岁，在东直门这一带也是“老江湖”了。什么样的车不给钱，擦了也白擦，小芳一看便知，还总结出3个原则。看时间：下午五六点钟来的车擦完最容易给钱，晚上八九点钟来的车就不爱给钱。看车型：开大车的，帕萨特、别克还有新奥迪，都不给钱，小奥托也不给；像捷达、桑塔纳、富康、桑塔纳2000都给。看人：十个女的八个不给钱；一男一女带一个小孩，一般都不给钱；两个女的一起来就肯定不给钱；一男一女多数都会给钱；独自来的男的最爱给钱，一般男的都给十块，女的都给5块，给2块的时候多。正说着，一辆欧宝驶进停车位，车内是一中年女人带一孩子。小芳瞄了一眼说，肯定是不给钱。话音刚落，中年女人下车锁门说：“别给我擦啊！”

　　在什么地方好干、挣钱容易，小芳的心里也有一本儿账：在燕莎酒吧那里有个大胖子，最爱打人，只要被逮着就打，其实就是不让在那里擦车。这的停车场也不让擦车，看停车场的人只要一看见我们立雨刷器，就追过来骂：“谁叫你在这擦的！”还要踩我们的桶。不过他眼睛不好，经常看不清。

　　-小芳不怕别人欺负

　　小芳说，我们不惹人家，也没人欺负我们。真的有人欺负我们也有北京人帮。一个月前一辆自行车撞了我，我的牙被撞得一晃一晃的。撞我的人骑车就跑，一个开吉普车的人拦住他不让走，帮我要了50块钱，还让我擦车给了10块钱。

　　一位带着小孩的男士从餐厅出来，看到自己的老丰田雨刷给支起来了，立刻掏出钱递给小芳。他说，已经擦了怎么办，可能确实是没有用水，就用布擦了擦，但我这车也不值得什么。多数的时候，小芳只能得到这样的叫骂声“没叫你擦，不给”。

　　-也有没拿到钱被打的经历

　　痛苦的经历总是难忘。小芳说，上次有个男的开辆桑塔纳2000来吃饭，看我擦了车就给了5块钱，和他一起来的女的就不让他给。那女的让我把钱还给她，我攥着钱把手背在身后，她就来拉我的手，我就偏不给她，她就打我耳光、踢我，还用高跟鞋使劲踩我的脚。

　　-阿祥准备年底回家上学

　　阿祥和阿生去年在劲松附近擦车。阿祥说，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两个骑车到处转才找到的。白天在银行门口擦，来银行办事的净是公司的人，还有来取钱的人。这些人比较大方。晚上在餐厅门口擦，吃饭的人特别多。天晴的时候，也有不少人顺道来擦车。暂时还没有人来抢生意的，如果有人来抢的话，抢的过就抢，抢不过就只好再找一块地儿。以前有宿松县的3个小孩来抢地盘儿，都被我们挤走。

　　去年被遣送的经历，阿祥不愿意多说。阿祥说，衣服、被子什么东西都没带。所以，今年还是过来了。准备今年挣了钱就回家，回去接着读小学。

　　-小芳还记得《卢沟桥的狮子》

　　提起上学，小芳沉默了，眼睛望着地，不说话。半天冒出一句：有钱谁不上学呀。

　　小芳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现在姐姐在石狮的工厂缝衣服，弟弟还小，在家上学。小芳说，原先家里有4个人上学，每年开学时交学费。一年级的学费是120元，二年级是130元，四年级是215元，如果上了初中，还要买桌子。家里没钱，学校就不发课本。我就和人家共用。下学回家站队的时候，老师让没交学费的小孩站出来单独站一队。学校里有一半的人单站一队，交不起学费。上学的时候，要买些圆珠笔呀、本呀，学校要每人交十块钱。看见家里没钱，我心里就烦。考试的时候，一个人要交十块的考试费。家里4个人要交40块。没钱还要跟人家借，有的人有钱也不借我们。

　　小芳说自己念书不如两个姐姐，姐姐考试曾得过全校第二名。尽管两年多没看书了，可小芳仍然记得四年级语文的第二课是《卢沟桥的狮子》。

　　-小孩背后没黑手

　　去年年底，曾有媒体报道过安庆市教委派工作组将18名在京洗车的安庆籍擦车小孩接回原籍并安排重返学校的事情。可是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当时被接回去的孩子就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重操旧业。朝阳公园、酒仙桥等地还出现了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擦车谋生的现象。

　　曾经有人猜测，这些小孩背后有大人暗中控制，但经过我一个月的追踪调查，发现擦车小孩的背后并没有不法分子插手。安庆市教委督导室齐老师认为，造成孩子弃学、外出打工的原因一是贫困、二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。今年安徽全省受灾，许多地区颗粒无收。有些学校整个都泡在水里。家长们觉得，上了学也不能找到工作，认字就行了，再高也不用念了。女孩容易受到歧视，失学的现象比较严重。

　　在农村，家庭的贫困、对女孩的轻视、家长的传统观念、学校教师对孩子的人格伤害、性侵犯都促成了孩子弃学、出外打工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孩子都是有强烈的求知欲望。河北省山区的一个孩子曾打电话来诉说他们的不幸：上学没人教，老师留了作业就去打麻将赌博，还不如自己回家看书，还省了学费。

　　-中小城镇雇佣童工的现象

　　　更严重

　　东方华商文化交流中心家庭问题研究部范丽华老师说，很多孩子从农村出来，在县城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的县、镇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反而较少。这些大城市的法律普及程度高，企业的管理者要求员工具有较高的素质，对从业者的学历也有要求。而在中、小城市生产光盘、灯泡的作坊为降低人工的成本更容易雇佣孩子。

　　从某个角度看，孩子在大城市打工甚至是当童工都被农村的父母认为是一个找出路、学本事的方式。范丽华老师说，我的一个曾经在山区插队的朋友挣了点钱，自己办了个小企业。插队时的老乡闻讯将没成年的孩子送来，要求给找点活儿干，也不要钱只求学点本事。朋友好心收留，每天也不用孩子干活，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300块钱工资。孩子回家一说，村里的老乡都要将孩子送来。他们不知道孩子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权利。

　　他们觉着这是条路。

　　-文并摄/丁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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