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识马儿是我的幸运。那是去年初夏，在北京。

　　马儿的老公是法国的独立制片人，两口子常年开着房车在欧洲做幻灯片的巡回放映和演讲。马儿对我的计划非常感兴趣，提出了很多中肯而具建设性的意见，并且一直保持高度关注。等到我终于出发以后，马儿的兴奋，不亚于我自己。当时他们夫妇正好在国内拍片子。走到乌兰巴托的时候，我收到她发自大足的贺信，里面说：“人有蹲着活一辈子的，有站 着，还有飞着的。我不能说我飞着活一辈子，但在试着飞。你飞在了天空上……”

　　马儿两口子也分析了我这次旅行的三大困难：第一是持中国因私护照；第二是驾车穿越；第三是独行女子。第三条我不太苟同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除了不能象男人一样随时方便，我还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；马儿警告我别高兴早了，到中亚的时候就知道厉害了。第二条驾车，倒是有些麻烦，不过不是来自驾车本身——无论我还是我的捷达，都沉醉在旅行中欲罢不能，而且状态极佳；麻烦来自相关的手续——我是第一个按照正规手续开车出来走这么多国家的中国人，几乎没有先例可查，在一些国家，怎样办手续就是个问题。

　　不过第一条，我是领教够了，并且还要继续忍受。

　　我从斯特拉斯堡直奔马儿位于法国中部的家。我需要了解撞楼事件对我旅行的影响，也需要时间调整自己，以及后面的旅行计划。

　　象路上约好的一样，马儿用馄饨汤欢迎我，还介绍了欧洲时报的朋友给我。他们帮我联系了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，由文化处出照会帮我办后面的签证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在北京来不及办好所有的签证；或者有些签证在签发日后3个月过期，办也没用。

　　第一个就是英国。一起穿越西伯利亚的波兰伙伴中的两个，正在伦敦等着我，要带我去看伦敦的地下夜生活——我第一次听到“Underground night life”时有点儿心惊肉跳，后来才知道是一些周末晚上在地铁中演出的乐队。因为喜欢其中一些乐队的音乐，我很想就此做篇文章。

　　18号早上7点，离上班时间还有2个小时，我带着文化处的照会，来到英国领事馆外排队，排在第六个，前面几个都是来自黑非洲的妇女，怀抱着孩子。

　　根据规定，没有法国居留权的外国人要申请英国签证，必须等3个礼拜。我想带着使馆的照会，应该下午就拿到签证。

　　可惜我想应该的事情没有发生，第一个签证官给了我一个登记的号码，告诉我必须等3个星期——因为决定是否给我签证的，是英国驻北京的总领馆，他们需要时间联系。下面的签证官收了我的申请，并且好心的告诉我，虽然他不能做任何保证，但我也许可以在两天后打电话查询，快的话会有结果。

　　我很有些沮丧，可马儿在电话里告诉我，要不是有使馆的照会，英国人很可能不收我的申请——中国人应该回中国办签证，她刚来法国的时候就碰过钉子。

　　第二个是波兰，文化处也给波兰领事馆发了照会。就像马儿说的，波兰人开始让我回北京去办，见了照会才收了申请，然后告诉我要等至少两天，他们要时间联系。

　　我就这样在巴黎绊住了脚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我有机会在巴黎见到日勒。

　　日勒是马儿他们的朋友——一个北极探险家。我刚认识马儿的时候，就听说了日勒的故事。他是2000年5月底从挪威的北角附近出发，要用三年时间，靠双腿、独木舟和雪橇走遍欧亚大陆的北缘，直到白令海峡。为了这次旅行，他变卖了房产家具等等能卖的一切，把后援工作交给妻子就上路。据说他的妻子只背了台电脑，在大街上徘徊。后来法国政府在巴黎拨给他们一间办公室，并且支付他妻子工资，算作对他探险的支持。

　　日勒这次回来，是因为后院起火。他正在西伯利亚的白海中划行时，收到了妻子的卫星电话，告诉他她再也不干了，她要离婚。日勒回来，就是要处理离婚事件，并且找新的秘书。

　　日勒看起来不象个已经在北极生活了14个月的探险家那般沧桑，我感觉他是那种非常敏感的人，这倒该是诗人的做派。不过谈起一年多的探险来，他可是滔滔不绝。他说道冬天的艰难，拉雪橇的两头驯鹿相继累垮，因为远离土著居民的村落，没有食物补给，他杀了第一头垮掉的驯鹿。日勒讲这些的时候带着笔记本电脑，可以做幻灯演示，这样我就能看到一副残酷的画面：雪原上毙命的驯鹿和鲜血，另一头困顿绝望的驯鹿，以及抱着猎枪、裹在兽皮里的日勒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在下一个村子，一条“热爱旅行”的狗，离家出走跟定了日勒，然后有了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直到第七条。这些主动投奔的狗取代了驯鹿，日勒给它们套上雪橇，并且用格陵兰语训练它们。春天到来以后，他就给每条狗身上绑两个大包，样子就象我在川西和青海看到的马队、牦牛队一样。看着那些任劳任怨的西伯利亚野狗，我哑然失笑，说动物保护组织一定会谴责他虐待动物。日勒也笑，不以为然，而后深情地说他思念他的狗们。此时此刻，这些狗正在西伯利亚的某个村子等着他回去呢。当我问他探险结束后的计划时，他茫然地看着我说还不清楚，可能就在极地的某处，和他的狗一起生活，远离这个喧嚣的世界、远离人群、远离战争。我便暗暗地想，和他离婚，或许是他前妻最明智的决定。

　　不过说起孩子们，日勒的眼中又闪烁出希望的光芒来。他告诉我在法国，有很多学校从网上跟踪他的探险，每天，他都能收到非常多的孩子们来信。这让他兴奋。除去这次北极探险本身，让孩子们了解北极、并且给他们梦想，是他最大的愿望，也是他最欣慰的事情。我虽然不是探险家，但对这点特别有共鸣：别人的故事给了我梦想的世界，有一天我的梦想成真了，我希望我的旅行也可能给别人启示，给别人梦想。

　　我的波兰伙伴们，行囊中有本游记，讲一个波兰人驾车从西伯利亚北部过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的故事。这是他们的梦想。我们曾讨论过组建一支中波联军做次远征。我和日勒说起了这个想法。他的眼睛变得格外明亮，说可能的话，我们或许可以在他探险结束的时候在白令海峡再次碰面。

　　那将是2年以后。眼下，我还得面对签证问题。

　　每次查询，领事馆方面都说没有回复。我带着焦躁不安的心情，在霏霏淫雨中遍走巴黎的大街小巷，走得冬天摔坏的左脚脚踝隐隐作痛。直到第四天傍晚，巴黎的天空才现出蓝色，夕阳也在塞纳河上撒下橙色的光芒。我站在艺术家桥上，向着夕阳的光辉接受了现实——等待必不可少，耐心是种美德——其实这两样正是我的大陆环行计划能成行的法宝。我或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下休整。

　　我任由“11路自动电车”带着在夜的巴黎游荡。幸运得很，这天晚上在巴士底广场，我平生最多一次看到了超级跑车，阿斯顿马丁、朗博基尼等等，甚至还有一辆F1。车迷把不大的广场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灯柱上站了3个小伙子。我发扬一不怕挤、二不怕闯的精神，杀进包围圈，以北青报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。这时广场上的超级香车正准备列队出发，每辆车都要在出口处停顿一下，猛轰两脚油门，一定要震耳欲聋，待车迷们三通欢呼后才能驶进夹道欢送的人群。我痛恨自己只带了数码相机，两张128兆、64兆的卡还几乎用完，只得在广场席地而坐，支起电脑倒照片，一边对着每辆车(经常是车尾巴)狂拍。

　　礼拜五，英国和波兰领事馆都没有结果，我需要再耐心等到下周。

　　签证的麻烦，超出了我的预料。幸而文化处的候参赞和一秘非常支持，照会方面没有问题。我决定以巴黎为签证基地，下周用两个上午把回程可能经过国家的签证申请先递进去，等有结果后再回巴黎取。至于这个周末，我要去阳光明媚的西班牙。

　　文/廖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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